轉載自：界面新聞       記者 | 江敏

　　自2019年教育部出臺《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》(下稱職教二十條)后，職業教育就被捧上風口。該政策不僅明確提出職業教育體系標準建立，還完善經費投入機制，這也讓職教領域獲得政策和資金支持。

　　2020年《政府工作報告》也提出，今明兩年職業技能培訓3500萬人次以上，高職院校擴招200萬人以“穩就業”，再次為職業教育帶來政策紅利。

　　這一熱度在資本市場有所反映。據IT桔子統計，2020年上半年，一級市場教育投融資整體雖冷淡，但職業教育賽道融資數量擠進前三，共獲13筆融資，投資總金額為18.17億元，排在K12教育之后，位列第二。

　　在二級市場上，職教企業也有不錯表現。以招錄培訓為主營業務的中公教育(002607.SZ)自2019年登錄中小板后，市值現已突破2000億元，在中國教育企業中排在好未來(NYSE:TAL)之后。

　　另一家話題度頗高的新東方烹飪學校主體公司——中國東方教育(00667.HK)，近五年營收也呈穩步增長趨勢。雖然傳統烹飪培訓業務正在逐步下降，但新華電腦和萬通汽車等教培業務營收也在增長。受疫情影響，東方教育預計今年上半年純利將減少20%-25%，但不少券商仍給出維持“買入”評級。

　　在賽道火熱的另一面卻是尷尬的現實。

　　對學歷職業教育而言，社會對藍領職業存在刻板成見，使職業教育處在“備胎”位置。

　　“現在很多家長的觀念還停留孩子必須上大學，如果只是讀技校，可能面子上會過意不去。” 培生大中華區國際資質認證與技能評估業務大中華區總監高建軍，對界面教育說。

　　對非學歷職業教育，又存在人才培養與企業需求錯配，藍領職業培訓不足的情況。

　　58產業基金的研報顯示，“我國滿足白領及以上工作要求的本科畢業生，近30年總數僅占我國9億勞動力的5%，而普遍流動于藍領工人階層的中職、高職及以下學歷的人群，構成了我國勞動力的絕對體量。”

　　無論是哪一群體，職業教育產教融合難是另一重困擾。

　　“國內職業教育最大的特殊性，是沒有體系，沒有行業通用的標準。企業自主性比較大，但學校又和用人單位脫節。教育部門提出的改革方向，院校也想盡辦法去實踐，但實踐后，人才在企業還是得不到認可。這層窗戶紙不能完全捅破，讓大家融到一塊去。”高建軍認為，求職者、企業及教育服務提供者三方無法形成人才培養的閉環是主因。

　　以制造業與培訓機構合作的“訂單班”為例，“你在雅戈爾培訓班里學的技術，可能并不適用于七匹狼，當跳槽時，人才技能也未必得到認可。”高建軍說。

　　海外職教體系提供了參考思路。德國雙元制一直被認為是全球職業教育的典范，也因培養“匠人”而備受追捧。據高建軍介紹，英國也有BTEC(Business & Technology Education Council)設立職業認證體系。

　　這些人才培養體系中，政府作為立法者，會協同各行業協會制定職業技能的標準，而最為重要的是企業參與度高，學生認同感強。

　　例如德國雙元制從小學之后的中等教育，就將職業教育課融入職業預校、實科中學和綜合學校。中學畢業后，一部分學生出現分流，多數會參加為期三年多的“雙元制”職業教育。學徒式學習由此開始。

　　英國則是由就業技能署牽頭，各行業成立技能委員會，由頭部企業任職的專家制定行業技能標準。此后，再由學校或第三方機構完成評估和等級資質認證，并形成相應培訓課程。

　　“這其實是一環扣一環的過程，獲得職業教育資格的人，有機會脫產完成學歷升級，高校也認可。”高建軍說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“我國職業教育作為普通教育的替代選擇，畢業后絕大部分流向勞動力市場，上升通道局限，導致了我國勞動力高等教育普及率低，勞動力基礎能力和學習能力整體偏差。”58產業基金職教研報表示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企業是否因人才培養獲益，也關系職教改革落地的效果。

　　“如果企業一年有多少員工通過參加職業培訓拿到認證，就可得到相應減稅，這樣企業就會有動力將產教融合做下去。”高建軍表示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國內職教改革推進還很難一蹴而就。由于各國經濟發展階段不同，行業分工產生的人力供需也不一樣，這導致職業教育很難照搬海外模板。

　　好消息是，近日中央財政撥付現代職業教育質量提升計劃資金257.11億元，比上年增加19.9億元，增長8.4%，引導地方建立健全職業教育財政支持機制，落實職業教育各項改革部署。對職教培訓機構而言，這波政策紅利或許將提供更多機會與動力。